连清川

26/12/2022

這是一篇關於當下疫情局勢與policy的質疑。但是在開始之前，我必須做一個冗長的前情提要，以清晰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免誤解。

第一個前情，是在2021年8月，我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提出應該開始考慮群體免疫。當時病毒已經變異到了德爾塔毒株，還沒有變異為奧密克戎。然而，在那個時候，英美已經全面開禁，群體免疫政策起作用。

典型的案例是歐洲盃，數萬乃至數十萬球迷聚集在球場裡，甚少使用口罩進行防護，但是並沒有引發強烈的後果。

英美的群體免疫政策所推導出來的成果，後來普遍為世界各國採用，歐洲各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韓國，100多個國家先後採用了群體免疫政策，全球逐漸進入正常化時代。較晚採用的越南，也並未引發社會混亂，反而在社會開放之後，逐漸取代了中國的許多供應鏈佈局，成為新一輪的經濟寵兒。

到今天，我依然在「陰間」。但我家人中已有多人羊了，包括我妻子。

我在她身邊照料多日，連口罩都沒戴。我並不心存僥倖，知道自己無非遲早也會一得。或許運氣好些，可以混個無症狀，那真是不勝之喜。

但無論如何，也無論在我身上發生什麼，對於實行，乃至更早實行群體免疫，我都毫不後悔，衷心擁戴。

只要人是自由的，我們就能夠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求醫問藥，可以逃避世外，可以囤糧囤藥打響自衛保護戰，如果願意當然也可以自我隔離，躲它個三年五載。

歸根到底自由才是最寶貴的。假如做好了一切準備與自我保護，死神依然要找到我，那我也無怨無悔，生死有命，我要自由。人的一生中大概會碰到一萬一千種死法，總有一種會找到你，有什麼可抱怨的？

第二個前情，是在11月底放開跡象已經非常明確之時，我曾與冰川的同事有過討論，焦點在「放開」二字。這是一個十分有歧義的詞。因為贊同放開，事實上就等同於贊同封控。如果在此時對放開有所微詞，似乎就等同於贊同封控，甚或清零。

因此，我們共同認為，所謂「放開」是一個非常具有欺騙性的詞語，它本不應當成為政策的一種形容。更加準確的，是防疫政策，採用何種防疫政策的問題。清零從來不應該成為一種政策，封控從來不應該成為一種手段，而放開更加從來不應該成為一種選擇。

從武漢開始，我就是堅定的反對封控者。負責任與有能力，並且受到監督的結構，絕不敢如此置上千萬人於無助、封閉與自生自滅之中。而在其後，全國的輪盤式封控，超大型城市包括上海、成都、西安，中型城市如揚州、烏魯木齊，小型城市如瑞麗，幾乎沒有幾個城市能夠倖免，更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千萬里，亙古未聞之慘烈。

因此，所有的封城，半封城，全都既缺乏法理，也缺乏合理。因此，「放開」是一種欺騙，它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封控的惡政性質。

以上兩點，我想要清晰地表明一個態度：封控是無理的，而群體免疫是早就該執行的政策。

1.

這個冬天是極其嚴酷的。在過去短短的不到一個月時間中，我們所聽到的噩耗已經不絕於耳。在新聞中，我所喜歡的演員王勁松的母親，名人樊登的父親，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胡鞍鋼的岳父、設計家吳冠英、《中國青年報》原副總編輯周志春……紛紛去世。

我們在新聞中所見的，不過是冰川上面的一個細細的尖角，而在冰川之下，不知道有多大的隱藏部分。

即便以這細細的尖角去看，年齡層也十分廣闊，百歲老人也有，四五十歲的壯年也有，年輕的人群也有。因此，病毒所攻擊與殺害的，並非單一人群而已。

因為新冠死亡的標準已經臨時被修改了，所以真正在這場災難之中死亡的人數，恐怕永遠會變成一個謎。但是概率自然還是可以被計算的，只是當下或者短期之內，恐怕都不會有這樣明確的數據出現，只能留待病毒學家，以及未來的歷史學家，去做研究了。

許多的防疫愛好者，便會用以上的數據、事實與局勢，來論證清零與封控有多麼地正確，而所謂的封控政策使多少的中國人倖免於難。

打住。以上慘劇的製造，並非因為清零與封控多麼地英明，而是因為，當下的policy，是一個放任放棄與放縱的政策。它嚴格上來說，連個policy都不算，是擺爛。

首先，不要再玩文字遊戲了，不要再用所謂的多少條、所謂的放開等等模棱兩可的詞語，可否公開與正確地使用「群體免疫」這樣符合policy用語的科學詞彙？

到目前為止，依然沒有一個權威與公開的數據，告知公眾總體社會的感染率到達多少。網易曾經有一篇文章提到，國家衛健委21日電話會議提到，累及12月1日至20日，全國累計感染人數2.48億，人群累計感染率達17.56%，北京和四川的感染率均超過50%。

在我就醫的上海一所醫院中，醫生告訴我的內部數據，全院醫護人士感染率在22日已經超過50%。

在我所在的一個來自全國各地的15人群裡，92%已感染。

大家都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自行統計，估算感染人數。

但問題是：為什麼要自行估算？為什麼不能夠公開感染數據，並且宣佈實行群體免疫政策。

群體免疫政策不是擺爛政策，它必須要有個明確的規劃與指向。

如今的情景，顯然是無計劃、無管理之下的群體免疫，全國都在爭先恐後地「達峰」。在許多媒體與數據機構的監測中，感染人數都是呈幾何級增長的。但是達峰的目的是什麼？在怎樣的管理下達峰？達峰需要怎樣的醫療儲備？達峰會付出多大的代價？達峰中會出現什麼意外，例如病毒變異，或者就像這兩天所傳言的那樣，事實上在北方地區，德爾塔毒株依然存在？

似乎沒有一個省市，包括中國的最高疫情指揮機構，衛健委和CDC，心中有明確的目標或圖景。

群體免疫變成一個完全的盲人摸象的過程。

但真正的群體免疫顯然不是這樣無序的、不計代價的、爭先恐後的達峰。群體感染到多大的比例，能夠達到免疫效果？公眾需要對群體免疫做何等的準備與措施？各級gov、公共衛生部門、基層組織、社區，該在群體免疫政策中擔當什麼角色？藥物如何儲備與分配？高危人群應當如何登記與保護？不同的基礎病應當採取如何不同的措施進行防範？如何防止病毒再次變異？如何分辨有症狀與無症狀？

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準備、應急與儲備，是極其細緻與巨量的。群體免疫並不是讓公眾以赤手空拳的肉身去硬扛，而是必須在充足的藥物、醫療與防禦的基礎上，避免過高的重症率、病死率作為前提。

公開宣稱進行群體免疫政策，既是對公眾的告知，也是使公眾有充分清醒的認知，在依賴國家機構的基礎上，同時進行充分的自衛準備。

公眾無意識、無準備、無知識；曾經遍地都是，吆五喝六的大白一夜間消失，留下赤手空拳的公眾，和疲於奔命的醫院，這樣的群體免疫，還是群體免疫嗎？這是群體受疫吧。

2.

這個冬天。這是冬天。

在我們過去三年的時間裡，我們都已經充分被教育了，冬天，是疫情反彈最為猛烈的時候。

可是在11月底，已經進入了冬天，才開始採取了群體免疫的政策？

我依然仍然堅持群體免疫政策的合理性。夏天比冬天更合理，這是一個自然之理，也是我們在三年的疫情中，所學到的一個基本知識。

但是如果錯過了最佳的時機，那麼冬天進入群體免疫，並非不可接受。

然而，同理，無論在任何時候進入群體免疫政策模式，都必須要有充分的準備。而在冬天進入，就必須有更加充分的準備。

那麼，問題是：為什麼在11月才進入群體免疫模式？背後的政策考量是什麼？進行這一決策的依據是什麼？在進行這一決策的時候，所進行的準備是什麼？是否充分對醫療機構進行了告知、培訓與補充？藥物是否充足？高危人群是否有應急機制？

猜測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在11月之前，事實上已經有了比較大面積的感染。例如核酸的結果，有大面積的造假。

這些或許是猜測，或許是謠言，我一個都不願意相信。

但我仍然無從得到的解答是：為什麼？我們不配得到一個解釋嗎？

就算解釋沒有，我也還是認了。但是有以下的事實，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應對：

北方的感染人數高於南方，是否北方在醫療資源上，應當得到充分的傾斜？北方的症狀比南方嚴重，是否官方能夠給予更加充分的指導，告知北方的公眾，應當如何應對較重的症狀？怎樣的症狀，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解決？

在許多自媒體上看到，包括北京在內的殯儀館已經滿負荷運行，並且價格高企。是否官方也應對此有所回應，設法解決？

在北方，以及那些感染比率較高的省市直轄區，能否有一個充分的指導，告知在照顧感染的家人方面，如何能夠盡量避免自我的感染？像我這樣家人感染之後多日還未感染的人，該如何避免感染，或者不可避免，但是否有可能是無症狀感染？能否有人幫助我，使我能夠有一個充分的自我保護與自我確認？

而即便在南方，小孩與老人這些易感染人群，該如何防護？對於高危的老人與基礎病患者，該如何盡量防護？何種症狀？出現什麼症狀可自行處理，而出現何種症狀該立即送醫？

傳聞說，老人的症狀，未必如同少壯一樣，會出現發熱。或者有些症狀，與基礎病之間會有重疊。該如何分辨？可否有人能夠幫助分辨？

凡此種種，都與冬天相關。為何我們進入了冬天，只感覺到無窮無盡的冬天的冷酷，與群體感染的肆虐，而未曾感覺到任何免疫的希望？

這個冬天，群體如何免疫？

3.

我被同事嘲笑，說我是一個口炮黨。

想來的確羞愧。從2021年8月我開始提群體免疫，可是到了群體免疫真正開始的時候，我竟然幾乎沒有準備。

警覺性較高的妻子準備了布洛芬和血氧儀。但僅此而已。在許多人的協助下，我終於有了布洛芬，有了對乙醯氨基酚。但是昨晚在群裡討論時，又有人提出了需要電解質水，我又是一臉懵圈——因為我竟然也沒有準備。

繆曉輝醫生說，他在疫情開放之後大聲疾呼：鎮靜鎮靜，解熱鎮痛藥怎麼可能缺呢？「結果呢，如同『空氣怎麼可能缺』這麼成熟的問題，出乎意料地還真成熟地缺了。」

他是一個醫生。他都缺藥。

我想問：為什麼已經決定了群體免疫，卻一點準備也沒有？

2021年7月，張文宏關心了三個問題：疫苗需要普及接種，因為雖然（當時的德爾塔病株）能夠穿透疫苗，但是疫苗在防止重症和病死上，有充分的作用。老人家更加是應注盡注。

ICU需要大量建設，因為連在上海，ICU病床也十分短缺。

個人防護還要做。

可是在經過了將近一年半之後的今天，疫苗的接種率，與當時並沒有質的突破。尤其是在老人群體，並沒有充分地接種。

根據中國較為權威的醫學媒體《醫學界》報道，從2022年3月到12月中旬，中國60歲以上人口的全程接種率只從80.27%上升至86.6%；80歲以上老人加強針全程接種率僅為66.4%，完成加強免疫接種1515.3萬人，僅為40%。

關於ICU床位，有兩個不同的數據。在新聞的普遍報道中，中國2021年擁有ICU床位一共是6.7萬張，每十萬人擁有ICU床位4.8張，而美國是每十萬人34張，德國是每十萬人29.2張。醫學界的報道說，2021年比上年增加了3624張。

11月17日，國家衛健委應急司司長郭燕紅提出「要求ICU床位達到床位總數的10%」。什麼概念？也就是要求全國總的ICU床位達到14.3萬張，缺口接近8萬張，超過一半。

但是在12月9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佈會，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表示，目前，全國的重症醫學床位總數是13.81萬張，其中三級醫療機構重症醫學床位是10.65萬張。重症醫學床位接近10張/10萬人的水平。

作為一個醫療盲，我不知道郭司長和焦司長之間的差異到底在什麼地方，並且這其中的文字遊戲到底是什麼。從本能上來判斷，在一年的時間裡，在全國各地都在封控和核酸的熱潮之中的時候，醫院的ICU床位翻了一番，簡直是一件天方夜譚的事情。

而12月1日《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隨著近兩年更多資源投向防疫，從2021年起，中國醫療資源的建設速度放緩。重症監護病床數量的增長率從前一年的近9%放緩至2021年的5.8%。

有意思的是，今年4月份，觀察者網一篇反對中國「躺平」的文章標題就對中國ICU的稀缺做出判斷《躺平後將有1.5億人無法住院，3.5人搶一個ICU》。

文章非常清晰地測算道：

「美國疫情高峰期新冠危重病人對ICU的佔用比例約30.4%，按照這一測算，考慮到美國十萬人ICU密度是中國的約9倍，如果中國與美國病例比例大致相同，則奧密克戎高峰期中國ICU需求的佔用率為273.6%，因而中國ICU病床的缺口約173.6%，再考慮到中國ICU原本使用率中位數75%，則ICU缺口數量為9.45萬張，為中國現有3.8萬張ICU病床的約2.49倍——也就是說每一天有約每3.5個病人搶一個ICU床位。

以此推算，整個奧密克戎高峰期2個月期間，按進ICU病例住ICU天數與新冠病例住院天數相同測算，一個疫情波次有76.15萬人次的需求讀得不到滿足，全年3波次疫情ICU缺口228.46萬人次。考慮到美國每年超500萬ICU患者10％-29％死亡率的中間值20%，需要但進入不了ICU病死率升高一倍，也就是有40%死亡，則中國全年因醫療擠兌住不了ICU而死亡的病人將會超過91.38萬人次。」

總而言之，在三年之中，ICU床位數並沒有大規模上漲，甚至在去年增長速度下降，無論如何也滿足不了這一波群體免疫的需求。

如果說疫苗和ICU是一個需要長期準備的工程的話，那麼最奇異，然而也是最普遍的事情就是在於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感冒發燒類藥品的全面匱乏。

繆曉輝醫生所提到的解熱鎮痛藥的欠缺，是大多數中國人目前正在經歷的奇異的痛楚。中國是最大的退燒藥生產國，布洛芬佔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而對乙醯氨基酚佔全球產量的70%。

而現在，從北方到南方，從資源最豐富的北京上海，到我家鄉的小縣城，退燒藥都在全面的哄搶之中。

《每日人物》的這篇文章，《為什麼我們買不到退燒藥》非常清晰地講清楚了為什麼在全世界最大的退燒藥生產國買不到退燒藥的全過程。

其中最重要的論斷非常清晰：突然的轉向，無論是生產，還是流通，還是銷售，全面出現了系統紊亂。

它指向的只有一個問題：沒有準備。

我生活在上海，我的朋友們都生活在北京、廣州、成都、杭州這些發達城市中，我們多少還有些資源，有些人脈，有些渠道，儘管困難，我們還是能夠想辦法生存下去。但是農村，尤其是貧困的農村，在四川、甘肅、貴州、雲南那些偏僻的鄉村中，如果發生了大面積的感染，他們將會如何？

農村醫院中的藥品更為緊張，人手更為緊缺，知識更為匱乏。已經有了一些報道，一寸一寸地發燒，依靠輸液治療……看著都讓人揪心。

在過去數十年裡，由於城市化和工業化，農村的青壯年人口大量轉移到了城市，農村空心化並不是農村不再有人，而是生活在農村的，大量都是老人與留守兒童。他們恰恰是這波群體免疫中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人群。

自顧不暇的城市，眼睛裡看不到鄉村。可是在這波即將持續數月的疫情衝擊中，農村的情形將會如何？（參考張豐的文章一個河南小村莊，沉默地熬過了「疫情」）

我不知道。因為資訊太匱乏。淹沒朋友圈的，都是各種人陽了之後的各種反應，但是我基本上看不到鄉村。

2019年冬天，武漢出現了第一例新冠感染者。2022年冬天，我們終於邁入了群體免疫。三年來，我們到底學會了什麼？

疫苗被穿透，ICU依然匱乏，退燒藥買不到，農村看不見。

三年，在新冠病毒面前，我們竟然依然是一個裸體的孩子，毫無準備的肉身，無藥可醫的病人。天災乎？人禍乎？

4.

我在朋友圈中頻繁刷到一張圖：香港公佈的不同疫苗對預防感染的效率。以前香港只公佈了針對新冠重症/致死的效率，現在的數據全面了。

這個數據，其實來源於2022年10月香港大學醫學院在國際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的研究論文，對比的是復必泰mRNA疫苗，和科興的滅活疫苗。

太專業的東西我看不懂，但是我看到的是結論：兩針疫苗已經不足以預防奧密克戎，打完三針科興在60歲以下人群預防效率為51%；三針復必泰在所有年齡段都有效率能達到70%以上。

加上時間因素，更加全面的數據，是三針復必泰從針後14日的89%，下降到六個月後的77%，依然是非常有效的保護。而三針科興是針後14日的36%下降到六個月之後的8%，基本上已經喪失了保護作用。

那麼，已經非常清晰哪個疫苗更加有用了吧？這並不是美帝國主義或者是哪個境外勢力編造的謠言了吧？這是屬於我們祖國的香港的科技工作者所做的研究。

12月22日，11500劑由德國BioNtECH和中國復星集團共同研發的復必泰疫苗運抵北京，預計年底開始給在華德國公民進行注射。

疫苗是一個敏感的故事。2020年，我曾經操持過一個新聞直播節目，凡是關於疫苗的討論，統統被平台拒絕。

近期關於疫苗有兩個新聞。

12月20日，在美國國務院的新聞發佈會上，記者問新聞發言人普賴斯是否有向中國提供疫苗的意向。普賴斯非常直接地說，我們計劃盡我們所能幫助中國控制住疫情，這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美國是全球新冠疫苗最大的捐助方。

次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毛寧說，目前疫苗加強針（第三劑，第四劑）的接種工作正在有序推進，藥品和檢測試劑總體可以滿足需求。拒絕了美國的援助。

德國《明鏡週刊》21日報道說，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20日表示的房可以立即向中國提供數億劑的BioNTech疫苗（也就是復必泰），德國聯邦防疫主管機關也願意提供幫助。然而，北京拒絕了德國的提議。

曾光，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在12月22日的一次會議中說，「不管以前打了兩針還是三針的人員，都可以開始打第四針了。第四針一定要變換疫苗，不能再用滅活疫苗了。」

滅活疫苗的效率，已經在香港的抗疫鬥爭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現。在無論對比美國的輝瑞疫苗，還是德國的復必泰疫苗上，它對於預防感染方面都遠遠落後。

上一節中提到，中國的老人疫苗接種率其實是非常不足的。如果能夠接種輝瑞疫苗或者復必泰疫苗，那麼在6個月之內，他們感染的概率會很低，這難道不是大量挽救老人的機會嗎？

2020年，中國曾經向日本、意大利、伊朗等許多國家，大量援助過口罩、核酸檢測等醫療設備，對此，留下了「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一時佳話，而受援助國對於中國的感激之情，都溢於言表，這難道不是增進國家關係的美好時刻嗎？

為什麼我們可以援助別國，而別國不能援助中國呢？在地震、颱風、海嘯等自然災害中，無論任何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日本，還是中國，都曾經滿懷感激接受過他國的援助，在疫情這件事情上，有什麼區別嗎？

美國加上德國，如果我們主動一點，應該給每個中國人捐獻一劑mRNA的疫苗都夠了。那麼就按照77%的防感染率，會減少掉多少感染者，那麼無論是ICU，還是發燒藥，還是農村醫療，許多當下緊張的醫療壓力，都會得到巨大的減輕，為什麼不？我們在死守的是什麼？難道不是人命關天，難道不是人民至上嗎？

5.

這幾天，我發動了許多關係，找了許多人，加了許多群，想買一盒美國輝瑞醫藥公司生產的Paxlovid新冠特效藥。

還是那句話，我是一個醫療盲，我根本不應該去搶這個藥。因為我不知道它的藥理作用，也不知道該在什麼時候使用，也不知道它有什麼作用。

這是我在絕望之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或者安慰。我80多歲的父親生活在鄉下，醫療條件差。如果萬一他被感染，我敢肯定他沒有什麼機會能夠被使用這個特效藥。

我的計劃是：萬一他被感染，我拿著藥去找醫生。

這個藥非常貴，非常難買。第一次看到關於這個藥的資訊，我馬上去問了和睦家的一位醫生。他說，醫院僅有少量的庫存，只提供給重症患者。

北京一位醫生寫的文章《從輝瑞新冠藥Paxlovid看高端醫療的階層流動》證實了這個說法。「就現在的醫療擠兌狀況而言……基礎病越重，患者年紀越大，買到特效藥的可能性才越高。……Paxlovid就是一個需要被爭搶得頭破血流，卻又遙不可及的夢。」

那是在北京，全中國醫療資源最豐富的地方。如果在北京都要如此爭搶的話，那麼我們，在一個縣城以下的鎮裡的衛生所，你覺得有機會能開到這個藥嗎？

在這件事上，我的眼睛裡沒有世界，沒有國家，只有我的老父親。只要能搶到藥，我可以是一個卑鄙無恥的人。況且，我只是想買到而已。

我看了許多東西，這個藥最好在感染之後的五天之內使用，並且是中症一下比較有效。

關於這個藥有許多說法，一說是國藥代理，一說是復星醫藥代理，還有一種現在比較普遍認同的說法，是中國醫藥代理。

但是無論是誰代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代理者是一家國營公司。第二點可以肯定的是：國內的供應量嚴重不足。第三點可以肯定的是：需求量非常大。

我在一個群裡至少已經看見五六條這樣的資訊：家中老人，有嚴重的基礎病，已經確診了新冠，在醫院裡沒有藥。所以患者家屬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尋找這種藥。

另外一位北京的醫生在帖子裡寫道：他們排除萬難進口了一批Paxlovid，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你讓我相信什麼？我只能排除萬難搞到藥，如果到時候我求不到呢？

可是我很疑惑。如果醫生們都認為這是一款有效的藥，並且病人家屬們都在千方百計尋找這種藥，難道不應該所有的醫院，都配備上這種藥嗎？

我們不知道真正的感染者有多少，已經覆蓋到了多少的地區，多少的城市，多少的鄉鎮，多少的村莊，可是難道這樣的救命藥，既然已經生產出來了，難道不應該應配盡配嗎？

為什麼只有中國醫藥一家可以代理？那麼多醫藥公司為什麼不能代理？中國的製藥廠那麼多，為什麼不能找輝瑞授權生產？中國的藥廠仿製能力那麼強，為什麼不能仿製？

Paxlovid2021年11月22日經美國FDA批准，可以作為新冠臨床治療的特效藥。已經整整過去一年多時間了，為什麼中國沒有足夠的儲備，藥廠沒有取得授權，仿製藥沒有得到生產？

印度已經有了仿製版，日本也有。

25日，據傳在北京將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發放Paxlovid。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如果社區衛生中心都能夠獲得這個藥的話，那麼意味著主流的醫院都能夠比較充足地獲得，那麼當然就會有許多生命能夠得到及時搶救。

然而，消息也僅僅止於「首善之都」，「皇城根兒」而已。上海沒聽說，成都沒聽說，我們那個福建的小山村更加無從聽說。

從全國的範圍內，能有多少呢？

老問題又來了，新冠三年，我們到底做了什麼？為什麼時至今日，我們連臨床的藥品都沒有？

6.

上週，我參與了一次爭論。

主題是反駁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針對張文宏的一次攻擊。

在其後幾天中，支持張文宏支持饒毅的文章層出不窮，幾乎湮滅了關於此次疫情的其它討論。

發言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這是封控派的一次抬頭。但我必須承認，這樣的爭論並不讓人愉快。這樣的一場口水戰，會讓人們從群體免疫的關鍵性問題中游離開去，從而忽略了真正的問題。

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群體免疫廣度和深度的推移，連一些以往的「放開派」，也開始出現了反覆。而封控派更加變本加厲，放肆攻擊「放開政策」，也就是我一直強調的群體免疫政策。

攻擊的焦點無非幾種在幾個層面：

社會上死亡的人數不斷上升。即便沒有準確的數據，但是新聞上的名人去世的數量，已經足夠令人震驚。25日，我在廣州工作時廣受好評的前市長黎子流去世。顯而易見，一些高級別的官員也難逃厄運，更毋論平頭百姓了。

在封控期間，許多發言，甚至包括張文宏的發言中，也會提到，奧密克戎的危害性，「不過是一個大號感冒」。但是許多人經歷了包括發熱、身體疼痛、咽喉症狀、味覺嗅覺喪失等等症狀，比感冒嚴重得多。

在張文宏、金冬雁以及其它一些學者的研究中，無症狀感染者的數量十分之高，一些研究中甚至高達90%。可是從網絡分享與普遍感知上來說，似乎多數人都有症狀。「無症狀感染者消失了」。

在這些問題上，首先有一個前提早就已經變化了：感染人數。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美國三年以來的確診人數為9900萬，佔總人口比例29%。要知道，即便是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時期的放縱政策期間，各州也都執行了比較嚴格的管理政策，並非躺平型群體免疫。在這個基礎上，美國的死亡率也高達108萬。當然，關於美國到底有多少人得過新冠，有幾個不同的版本，哈佛的版本說94%。

那麼中國在目前完全放開的前提下，到底會有多少感染者？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官方預計或統計。鍾南山的預計是90%會感染奧密克戎；中國CDC原副主任，國家新冠聯控專家組成員馮子健預測第一波將感染60%，最終會有八九成人感染；德國埃森大學醫學院病毒專家陸蒙吉預測春節前後將感染三分之一，而吳尊友的預測是春節前後感染比例10-30%。

以最低的預測，那麼春節前後的感染人數是1.4億，以60%預測，則是8.4億，而以80%計算，則超過10億。在這樣的數量基數下，一切都會發生變化。

重申一遍，我幾乎算是一個醫學盲，因此無法進行科學的分析。但是我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理性主義者，因此從常識出發，大約可以在感染人數與比例的基礎上，去推理出一些事實。

死亡人數有多大？如果按照前述已經達到2.48億感染者的話，那麼按照張文宏的測算，新加坡低於流感死亡率的0.06%，那麼死亡人數也達到了將近15萬；即便按照最低的1.4億感染人數，死亡人數也有8萬人。這麼龐大的集中死亡人數，見於報端的，自然也就是非常可觀。

為什麼感覺身邊的人都是有症狀，並且比較嚴重？這是非常典型的倖存者偏差了。在我的朋友圈中，三到五天恢復正常的，與拖延十天到兩週的人數差不多，症狀輕微的，與症狀較為嚴重的，人數也相差無幾。隨著時間的推移，輕微症狀的發言者更少，於是普遍留下的都是症狀比較嚴重的。刀片喉，水泥鼻的發言慾望更強，還是睡一覺什麼事兒也沒有的人發言慾望更強？

無症狀者消失了？這更加是一個無稽之談。無症狀者首先就根本發現不了。因為核酸的取消、抗原試劑的一物難求，無症狀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感染，談什麼發現？即便無症狀者就生活在你周邊，你也根本就不知道。

這些儘管是常識，但更加核心的問題恰恰在於：當整個社會放棄了對感染者的統計，而官方並無準確的數據統計發佈的時候，我們根本就無從掌握感染者的真是數據，所有的死亡人數、有症狀者的比例，無症狀者的比例，從根本上已經缺失了判斷的依據，人們只能依靠感覺來判斷死亡的人數、症狀嚴重者的比例，無症狀的存在。我們是要回到了數據的原始時代，靠感覺來做決策嗎？

在這個基礎上，所有的爭論都喪失了根本性的意義。

我覺得非常遺憾的問題恰恰在於：由於突然、無準備、缺乏經驗支持的群體免疫的開展，事實上，整個專家團隊所能做的事情極其龐大，細節極其複雜，所動員的力量極其巨大，所需要團結的層面極其廣泛。

能不能推動mRNA疫苗捐贈的落實，並盡快在老年群體中普及？能不能加速，乃至請求國際支援，按照建設方艙的速度，建設ICU？能不能快速引進Paxlovid，讓所有的重症患者都能夠及時充足地使用？或者能不能加速仿製藥的生產？能不能全民分配布洛芬、對乙醯氨基酚，使每個感染者都有藥可用？能不能進行醫療資源的有效分配，以免農村墜入無邊無際的黑暗狀態之中？能不能推動每個省市都發佈真實有效的感染者數據，以便公眾對自己的處境有真實的認知？能不能發動志願者，包括當時無所不在的大白，對高危人群進行實時監控，進行聯防聯動，以便一經發現，便能夠及時搶救？

饒毅也好，吳尊友也好，梁萬年也好，張文宏也好，他們都是在這個社會上擁有影響力、實力與能力的人，在以上所有的問題上，他們能夠影響決策，至少能夠影響地方性的決策，使整個社會在群體免疫的過程中受到更小的衝擊，哪怕能夠減少一百人，一千人的傷亡，減少100萬，1000萬的感染，這都是對社會的巨大貢獻啊。

可是饒毅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寫作和別人爭論，在攻擊張文宏。互聯網上連篇累牘的，對張文宏的口誅筆伐，對放開政策的質疑，對各種症狀事無巨細的描述。可是真正的問題，是如何減少感染，減少危重，減少感染啊。

國難當頭，大家都在幹什麼呀。

7.

中國人非常喜歡引用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的句子：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在今年冬天，這是一個極其殘忍，乃至缺乏人性的語言。因為在粗放的群體免疫的道路上，是許多人的最後一個冬天，他們永遠也看不到春天。

而這原本是不需要付出的代價。

三年了，我們終於得出了正確的結論：群體免疫，與病毒長期共存是我們面對新冠的殊途同歸。

這也是一個基本常識：封城悶不死病毒，核酸治不了新冠。防疫愛好者和封控愛好者們開出的藥方整整延續了三年，沒有消滅病毒，卻清零了社會。

權力日益失控，社會日益凋敝，民生日益困窘。這就是封控所付出的整體代價。

張文宏說，我們即將走出這次疫情已成定局，這個趨勢不會再逆轉。這是一個預測，也是一個必然，因為整體社會和我們的生活，已經無從負擔嚴厲封控所付出的代價。

但是這個過程，卻是十分困苦與艱險的。計劃越周密，資源越豐富，得到的幫助越多，社會付出的代價就越小。這就好比我們個體的康復是一樣的道理，我們不需要截肢去治好一次擦傷。用最小的代價，去走出這個難關，才真正顯示出一個社會的治理能力。

藥方早就已經在那裡了。

防止更多人感染，需要的是疫苗。mRNA疫苗，包括輝瑞和復必泰，是證明有效的，拿過來用，給老人用。

Paxlovid，可以治療重症病人。拿過來用，給所有有需要的人用。

布洛芬、對乙醯氨基酚，免費分發給每一個人，讓免疫力強的人，依靠這些便宜的基本藥物，就能輕鬆過關。

動員社會和社區的力量，對高危人群進行有效的監測和關懷，以便減少他們的死亡率。

發動全世界的力量，快速建設ICU，以便重症患者，能夠獲得生的機會。

那些專家、醫生、護士，都比我專業得多，而我相信的是，只要決策政策，那些在無數次曾經不眠不休拯救過我們，拯救過我們的社會的人，會願意再一次，無私地奉獻出他們的智慧、時間和血汗，再一次充當我們的天使，我們的勇士，我們的拯救者，讓我們倖免於如同海嘯一般的病毒浪潮。

我們能有這樣的幸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