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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冬天，我有無數無解的問題

Sun, 04 Oct 2026 01:22:24 +0800

连清川

26/12/2022

這是一篇關於當下疫情局勢與policy的質疑。但是在開始之前，我必須做一個冗長的前情提要，以清晰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免誤解。

第一個前情，是在2021年8月，我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提出應該開始考慮群體免疫。當時病毒已經變異到了德爾塔毒株，還沒有變異為奧密克戎。然而，在那個時候，英美已經全面開禁，群體免疫政策起作用。

典型的案例是歐洲盃，數萬乃至數十萬球迷聚集在球場裡，甚少使用口罩進行防護，但是並沒有引發強烈的後果。

英美的群體免疫政策所推導出來的成果，後來普遍為世界各國採用，歐洲各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韓國，100多個國家先後採用了群體免疫政策，全球逐漸進入正常化時代。較晚採用的越南，也並未引發社會混亂，反而在社會開放之後，逐漸取代了中國的許多供應鏈佈局，成為新一輪的經濟寵兒。

到今天，我依然在「陰間」。但我家人中已有多人羊了，包括我妻子。

我在她身邊照料多日，連口罩都沒戴。我並不心存僥倖，知道自己無非遲早也會一得。或許運氣好些，可以混個無症狀，那真是不勝之喜。

但無論如何，也無論在我身上發生什麼，對於實行，乃至更早實行群體免疫，我都毫不後悔，衷心擁戴。

只要人是自由的，我們就能夠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求醫問藥，可以逃避世外，可以囤糧囤藥打響自衛保護戰，如果願意當然也可以自我隔離，躲它個三年五載。

歸根到底自由才是最寶貴的。假如做好了一切準備與自我保護，死神依然要找到我，那我也無怨無悔，生死有命，我要自由。人的一生中大概會碰到一萬一千種死法，總有一種會找到你，有什麼可抱怨的？

第二個前情，是在11月底放開跡象已經非常明確之時，我曾與冰川的同事有過討論，焦點在「放開」二字。這是一個十分有歧義的詞。因為贊同放開，事實上就等同於贊同封控。如果在此時對放開有所微詞，似乎就等同於贊同封控，甚或清零。

因此，我們共同認為，所謂「放開」是一個非常具有欺騙性的詞語，它本不應當成為政策的一種形容。更加準確的，是防疫政策，採用何種防疫政策的問題。清零從來不應該成為一種政策，封控從來不應該成為一種手段，而放開更加從來不應該成為一種選擇。

從武漢開始，我就是堅定的反對封控者。負責任與有能力，並且受到監督的結構，絕不敢如此置上千萬人於無助、封閉與自生自滅之中。而在其後，全國的輪盤式封控，超大型城市包括上海、成都、西安，中型城市如揚州、烏魯木齊，小型城市如瑞麗，幾乎沒有幾個城市能夠倖免，更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千萬里，亙古未聞之慘烈。

因此，所有的封城，半封城，全都既缺乏法理，也缺乏合理。因此，「放開」是一種欺騙，它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封控的惡政性質。

以上兩點，我想要清晰地表明一個態度：封控是無理的，而群體免疫是早就該執行的政策。

1.

這個冬天是極其嚴酷的。在過去短短的不到一個月時間中，我們所聽到的噩耗已經不絕於耳。在新聞中，我所喜歡的演員王勁松的母親，名人樊登的父親，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胡鞍鋼的岳父、設計家吳冠英、《中國青年報》原副總編輯周志春……紛紛去世。

我們在新聞中所見的，不過是冰川上面的一個細細的尖角，而在冰川之下，不知道有多大的隱藏部分。

即便以這細細的尖角去看，年齡層也十分廣闊，百歲老人也有，四五十歲的壯年也有，年輕的人群也有。因此，病毒所攻擊與殺害的，並非單一人群而已。

因為新冠死亡的標準已經臨時被修改了，所以真正在這場災難之中死亡的人數，恐怕永遠會變成一個謎。但是概率自然還是可以被計算的，只是當下或者短期之內，恐怕都不會有這樣明確的數據出現，只能留待病毒學家，以及未來的歷史學家，去做研究了。

許多的防疫愛好者，便會用以上的數據、事實與局勢，來論證清零與封控有多麼地正確，而所謂的封控政策使多少的中國人倖免於難。

打住。以上慘劇的製造，並非因為清零與封控多麼地英明，而是因為，當下的policy，是一個放任放棄與放縱的政策。它嚴格上來說，連個policy都不算，是擺爛。

首先，不要再玩文字遊戲了，不要再用所謂的多少條、所謂的放開等等模棱兩可的詞語，可否公開與正確地使用「群體免疫」這樣符合policy用語的科學詞彙？

到目前為止，依然沒有一個權威與公開的數據，告知公眾總體社會的感染率到達多少。網易曾經有一篇文章提到，國家衛健委21日電話會議提到，累及12月1日至20日，全國累計感染人數2.48億，人群累計感染率達17.56%，北京和四川的感染率均超過50%。

在我就醫的上海一所醫院中，醫生告訴我的內部數據，全院醫護人士感染率在22日已經超過50%。

在我所在的一個來自全國各地的15人群裡，92%已感染。

大家都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自行統計，估算感染人數。

但問題是：為什麼要自行估算？為什麼不能夠公開感染數據，並且宣佈實行群體免疫政策。

群體免疫政策不是擺爛政策，它必須要有個明確的規劃與指向。

如今的情景，顯然是無計劃、無管理之下的群體免疫，全國都在爭先恐後地「達峰」。在許多媒體與數據機構的監測中，感染人數都是呈幾何級增長的。但是達峰的目的是什麼？在怎樣的管理下達峰？達峰需要怎樣的醫療儲備？達峰會付出多大的代價？達峰中會出現什麼意外，例如病毒變異，或者就像這兩天所傳言的那樣，事實上在北方地區，德爾塔毒株依然存在？

似乎沒有一個省市，包括中國的最高疫情指揮機構，衛健委和CDC，心中有明確的目標或圖景。

群體免疫變成一個完全的盲人摸象的過程。

但真正的群體免疫顯然不是這樣無序的、不計代價的、爭先恐後的達峰。群體感染到多大的比例，能夠達到免疫效果？公眾需要對群體免疫做何等的準備與措施？各級gov、公共衛生部門、基層組織、社區，該在群體免疫政策中擔當什麼角色？藥物如何儲備與分配？高危人群應當如何登記與保護？不同的基礎病應當採取如何不同的措施進行防範？如何防止病毒再次變異？如何分辨有症狀與無症狀？

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準備、應急與儲備，是極其細緻與巨量的。群體免疫並不是讓公眾以赤手空拳的肉身去硬扛，而是必須在充足的藥物、醫療與防禦的基礎上，避免過高的重症率、病死率作為前提。

公開宣稱進行群體免疫政策，既是對公眾的告知，也是使公眾有充分清醒的認知，在依賴國家機構的基礎上，同時進行充分的自衛準備。

公眾無意識、無準備、無知識；曾經遍地都是，吆五喝六的大白一夜間消失，留下赤手空拳的公眾，和疲於奔命的醫院，這樣的群體免疫，還是群體免疫嗎？這是群體受疫吧。

2.

這個冬天。這是冬天。

在我們過去三年的時間裡，我們都已經充分被教育了，冬天，是疫情反彈最為猛烈的時候。

可是在11月底，已經進入了冬天，才開始採取了群體免疫的政策？

我依然仍然堅持群體免疫政策的合理性。夏天比冬天更合理，這是一個自然之理，也是我們在三年的疫情中，所學到的一個基本知識。

但是如果錯過了最佳的時機，那麼冬天進入群體免疫，並非不可接受。

然而，同理，無論在任何時候進入群體免疫政策模式，都必須要有充分的準備。而在冬天進入，就必須有更加充分的準備。

那麼，問題是：為什麼在11月才進入群體免疫模式？背後的政策考量是什麼？進行這一決策的依據是什麼？在進行這一決策的時候，所進行的準備是什麼？是否充分對醫療機構進行了告知、培訓與補充？藥物是否充足？高危人群是否有應急機制？

猜測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在11月之前，事實上已經有了比較大面積的感染。例如核酸的結果，有大面積的造假。

這些或許是猜測，或許是謠言，我一個都不願意相信。

但我仍然無從得到的解答是：為什麼？我們不配得到一個解釋嗎？

就算解釋沒有，我也還是認了。但是有以下的事實，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應對：

北方的感染人數高於南方，是否北方在醫療資源上，應當得到充分的傾斜？北方的症狀比南方嚴重，是否官方能夠給予更加充分的指導，告知北方的公眾，應當如何應對較重的症狀？怎樣的症狀，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解決？

在許多自媒體上看到，包括北京在內的殯儀館已經滿負荷運行，並且價格高企。是否官方也應對此有所回應，設法解決？

在北方，以及那些感染比率較高的省市直轄區，能否有一個充分的指導，告知在照顧感染的家人方面，如何能夠盡量避免自我的感染？像我這樣家人感染之後多日還未感染的人，該如何避免感染，或者不可避免，但是否有可能是無症狀感染？能否有人幫助我，使我能夠有一個充分的自我保護與自我確認？

而即便在南方，小孩與老人這些易感染人群，該如何防護？對於高危的老人與基礎病患者，該如何盡量防護？何種症狀？出現什麼症狀可自行處理，而出現何種症狀該立即送醫？

傳聞說，老人的症狀，未必如同少壯一樣，會出現發熱。或者有些症狀，與基礎病之間會有重疊。該如何分辨？可否有人能夠幫助分辨？

凡此種種，都與冬天相關。為何我們進入了冬天，只感覺到無窮無盡的冬天的冷酷，與群體感染的肆虐，而未曾感覺到任何免疫的希望？

這個冬天，群體如何免疫？

3.

我被同事嘲笑，說我是一個口炮黨。

想來的確羞愧。從2021年8月我開始提群體免疫，可是到了群體免疫真正開始的時候，我竟然幾乎沒有準備。

警覺性較高的妻子準備了布洛芬和血氧儀。但僅此而已。在許多人的協助下，我終於有了布洛芬，有了對乙醯氨基酚。但是昨晚在群裡討論時，又有人提出了需要電解質水，我又是一臉懵圈——因為我竟然也沒有準備。

繆曉輝醫生說，他在疫情開放之後大聲疾呼：鎮靜鎮靜，解熱鎮痛藥怎麼可能缺呢？「結果呢，如同『空氣怎麼可能缺』這麼成熟的問題，出乎意料地還真成熟地缺了。」

他是一個醫生。他都缺藥。

我想問：為什麼已經決定了群體免疫，卻一點準備也沒有？

2021年7月，張文宏關心了三個問題：疫苗需要普及接種，因為雖然（當時的德爾塔病株）能夠穿透疫苗，但是疫苗在防止重症和病死上，有充分的作用。老人家更加是應注盡注。

ICU需要大量建設，因為連在上海，ICU病床也十分短缺。

個人防護還要做。

可是在經過了將近一年半之後的今天，疫苗的接種率，與當時並沒有質的突破。尤其是在老人群體，並沒有充分地接種。

根據中國較為權威的醫學媒體《醫學界》報道，從2022年3月到12月中旬，中國60歲以上人口的全程接種率只從80.27%上升至86.6%；80歲以上老人加強針全程接種率僅為66.4%，完成加強免疫接種1515.3萬人，僅為40%。

關於ICU床位，有兩個不同的數據。在新聞的普遍報道中，中國2021年擁有ICU床位一共是6.7萬張，每十萬人擁有ICU床位4.8張，而美國是每十萬人34張，德國是每十萬人29.2張。醫學界的報道說，2021年比上年增加了3624張。

11月17日，國家衛健委應急司司長郭燕紅提出「要求ICU床位達到床位總數的10%」。什麼概念？也就是要求全國總的ICU床位達到14.3萬張，缺口接近8萬張，超過一半。

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

Sun, 04 Oct 2026 00:34:46 +0800

任志强

12/03/2020

2月18日落筆了「記憶與反思」，本想就此罷手了，尤其是不願再碰觸2月19日的傷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轉發「央視姓黨」的微博照片時，加上了「當所有媒體都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評論，於是引發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網大批判和留黨察看一年的黨的組織紀律的處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堅決的放下手中的筆，以守護曾經的這一天。

但此次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恰恰驗證了「當媒體都姓黨」時，「人民就被拋棄」了的現實。沒有了媒體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實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的結果。

幾天之後媒體上、網絡上瘋傳著2月23日中央召開全國上下約17萬人參加的大會，被稱為中國歷史上參加人數最多的中央大會。且遠勝於當年七千人的廬山會議的規模，有著比七千人大會更重要的現實意義，也被稱為是一次偉大的會議。

網上許多人在用各種方式吹噓和吹捧這次大會的偉大意義，並且格外的強調這次會議中最重要的黨的主席的長篇講話，是一個鼓舞人心、英明正確的戰略部署，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號召用舉國體制的力量，應對大考，戰勝疫情，並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勝利。「體現了」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都在為偉大領袖的講話而歡呼雀躍，似乎中國又進入了那個曾經偉大的大躍進時代，又進入了四處紅旗飄舞，高舉紅寶書，三呼領袖「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時代。更有許多人在從各個角度解釋自己從2月23日講話中發現的精華，以為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我也好奇並認真的學習了這篇講話，但我從中看到的卻與各種新聞媒體和網絡上報道的「偉大」完全相反。那裡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儘管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也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

講話分為一、二、三、四和最後，我也來個一、二、三、四和最後吧！

第一部分是「關於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這裡講的是表彰自己的偉大成績，包括1月7日的批示。「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要有正確的戰略策略，要靠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舉國體制的醫療物資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維護社會穩定、防止社會失序，以及加強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總之都是一尊親自靠「巨大政治勇氣」做出的決策和親自指揮而取得的重大成績。

網上有位名為李錦的專家，出版過國企政策的書籍多本，被媒體譽為「我國國企政策與新聞第一解讀人」。專門寫了篇《「17萬人大會」的抗疫歷史傳奇》的長文，將歷史上的「七千人大會」與「17萬人大會」並列稱為黨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將載入史冊。對此次會議大肆吹捧，已到了無恥之極了！

中國歷史上的「七千人大會」可謂是黨內執政的一次危機，並提出了「不怕批評，敢於接受批評，敢於自我批評」的資訊。對「反右傾」和「大躍進」及瞞產、瞞報等問題進行了批判和對真相的追查，最終劉少奇用「三七」開承認了七分人禍的錯誤。毛則在大會上終於作了檢討：「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同時也做了自我批評，事後還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這才讓危機渡過了。

這次的大會，也許同樣面臨的是黨內執政的危機，但人們沒有看到大會上有批評的意見，沒有對事實真相的追究與披露，沒有查清疫情爆發的原因，更沒有人檢討責任和承擔責任。卻在試圖用各種偉大的成績掩蓋事實的真相，好像這個疫情是從1月7日的批示才開始。那麼去年12月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沒有及時公佈資訊？為什麼會發生1月1日中央電視台追究8名謠言者的新聞？為什麼會有1月3日的訓誡？為什麼會有1月3日對美國通報的疫情資訊？為什麼不提1月7日之前已發生的各種危機？為什麼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會公佈？至今也未公佈！為什麼1月7日之後還會召開了各種聚集性的全國大會？為什麼還出境訪問？為什麼在雲南敲鼓慶春節？……

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來試圖終止與斬斷國民與社會對疫情發生原因和擴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為何沒有及時公佈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權力者不想承擔任何責任，也拒絕社會追究這些責任。只想用偉大成績來為自己遮羞，同時動用各種黨所控制的媒體，用所謂的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規範和完善資訊發佈機制，宣傳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蹟，引導輿論的正能量等方式堅決堵住各種追查事實真相的言論。堅決堵住追究造成這次疫情責任的言論，堅決不承認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認體制與決策無能的事實！

但這種遮羞式的宣傳，大約只能欺騙那些願意被你欺騙的人，卻無法欺騙那些只相信事實與真相的人。

無論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績，都無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歡樂的節日，失去了親人的破碎家庭。也無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和家庭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滿篇的講話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擴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會沒有看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情況。同時不提黨的領導的統一體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誰應對疫情的擴大化承擔責任；更不會檢查和檢討自去年12月以來出現各種問題的原因和責任。歷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詔」，七千人大會尚有檢討、自我批評和認錯，但這偉大的「十七萬人」的大會，卻只有表揚和功勞，並無原因、真相與責任。

這哪裡是「七千人大會」啊，這只能是天安門上招手接見紅衛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與責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馬後炮」。偉大與英明正確的戰略策略，本應都是防禦疫情發生和擴大的工作，但卻都發生在鍾教授的嚴重警告之後，而非發生在鍾教授的吶喊之前。這也敢稱是英明？也敢自吹為成績？也敢自吹是「及時制定和打響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明明是在事後不得不進行的各種挽救，是在補漏洞、堵窟窿，卻被吹成了「該出手時，必須出手」，真是不知天下還有「無恥」二字了！

皇帝可以騙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連孩子們都知道皇帝是光著屁股的，那些不敢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麼是穿著新衣，什麼是沒穿衣服。齊奧塞斯庫以為人民仍然會相信他的謊言欺騙時，卻不知道船已調頭了！
關於當前加強疫情防控重點

這段講話的核心大約在「對藉機惡意攻擊的輿論堅決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訴社會，目前的情況全黨、全國都納入了一體，是在同一條船上。將疫情發生的原因和責任下放到各級政府的頭上，告訴全黨和社會，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勝利。取得的所有成績都是我領導的，沒我你們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勝利，則我死就會中國共產黨死，中國共產黨死，中國也就死了！

因此必須保住湖北、保住武漢、保住北京，用舉國體制支援重疫災區，並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尤其是防控的重點要提高新聞輿論工作的有效性。讓全國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沒有我不行，沒有黨不行，沒有統一指揮不行，沒有所有人共同為維護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權意識的傳統是國為君天下，臣為君命，故同船同命。沒有了君，就沒有了國，也就不會有臣的地位與權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運，要先共同保住這條船，保住這個君，才能保住臣與民。

當一個現代的國家中，民為天下之主時，則並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並非都與執政黨和執政黨的領袖同命運。如果是個民主制的國家，民主制度可以選擇誰當船長，也可罷免和撤換船長。同樣不但可以撤換船長，還可以撤換整個管理體系中的大副和水手們。

即使是現代的中國也同樣，可以沒有一尊，也可以沒有執政黨，但絕不能沒有人民的權利和利益的保障。

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現實是，黨在維護黨的利益，官在維護官的利益，君則只是在維護一尊的核心地位與利益。正是這種體制造成了，只聽君命而不顧民情的情況。當疫情已經發生時，卻不敢在沒有君令的情況下，向民眾公佈疫情。不敢公佈事實與真相，反而用抓批「謠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傳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傳播。

此時所有人並非站在一條船上，各自嚴守著各自的利益，卻將一國之民拋棄於後。但當疫情發展到失控時，皇帝卻變成了英明的指揮與部署者，讓全黨全國都被捆綁於這個指揮和部署的船上，成為了必須和只能為皇帝承擔責任的人。皇帝可以隨意的撤換任何不為維護皇權而獻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為了黨的利益去打好這場保衛戰，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沒有上命之錯，又何來危機與大考？既然黨中央已對疫情形勢有了準確的判斷，既然親自指揮已採取了有力有效的舉措，既然各項工作部署都是及時的，那麼為什麼會有疫情全國性、全球性的傳播呢？這些並非事前、事中的舉措與預防，而是造成了事後的補救。當疫情失控的大量傳播時，也才出現了危機。如果是事前的預防，又何來的大考？

當前的所有舉措都是在失了先機的情況之下的補救，是在掩蓋與糾正錯誤的不得已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預告與預防就不會有武漢500萬人的流動，不會有武漢各種的聚會，不會有幾十萬人的密切接觸，不會有幾萬人的確診，也不會有幾千人的死亡和全國不得不居家隔離的春節，更不會有不能營業與開工的各種經濟損失了！

防控的重點不是在那些具體的工作上，而在於不改變這種體制上的弊病，則無論用什麼樣的舉國體制，能解決了此次的疫情問題，也還會再出現下一次的災難。十七年前的教訓，並沒有讓這個體制發生徹底的改變，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爆發。此次不解決根子上的問題，下次也一定會再出現更大的災難。

疫情發生的原因也許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現之後，未能及時讓國民知情，則在於「上無令則下不行」。同時也在於「媒體姓黨」，沒有了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如今又加了個「對藉機惡毒攻擊」要嚴懲的罪名！

真相並不會造成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反到是沒有真相才會造成社會的混亂。

當問題已經出現，社會要求查明真相時，執政黨卻將所有人的命運試圖用捆在一條船上的方式，讓所有人都共同努力來救這條船。並試圖用同為一條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責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試用用以法制止藉機惡毒攻擊來扼殺可能對聖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條船上，各級的責任也各有不同。船長本就應承擔船長的責任，這是大副及水手們無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體的概念掩蓋船長應承擔的責任則是幕後的真實目的。

「同舟共濟」是當今必須共同努力解決疫情的必要，但卻不能用此來掩蓋船長的責任。
於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新中國執政黨的文化是習慣於將兩種完全對立的情況統一於一個命題之下。如憲法中的「人民民主專政」，「民主」與「專政」本是完全對立的兩種體制，卻能合併為一個特殊的無法合理解釋的詞。在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它擔負民主革命的任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它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此時已經沒有了民主而只剩下專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經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語，每當「既」和「又」連在一起時的兩個定義通常是相對的，這大約就是一種兩面開刀的藝術。

講話的前者是強調防控的重點，後者則是強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工作，於是就有了既要重點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經濟發展工作的部署與安排。

如果一個民主制的國家，資訊是完全開放與公開的，經濟是由市場化的方式自我調節的，那麼任何時候與任何情況之下，這個小政府都無法用非市場化的手段去調控經濟與人們自由選擇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險的情況下，政府可以提出對疫情防控的要求，卻無需為人民選擇的市場行為提出限制。

但在一個專政的國家，一個非市場化的國家中，極權的宏觀政策調控則成為市場經濟的障礙。這個統一指揮的調控中，既包括了要服從於疫情防控的一切嚴格的要求，同時又要精準復工，卻又難以獲取疫情防控的真實資訊，還要由企業承擔重點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證不發生病情的出現，這就更難上加難了。疫情並不能將企業家們變成神仙！

疫情是一種關係人情、生命和難以防控的風險。企業經營同樣是有各種風險的，也涉及員工、股東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企業家會在這兩種不同的風險中做合理的評估和防預的對策，並做出適當的選擇。

但非市場的情況下，則難以進行合理的安排。也許上下游並不能因疫情和各種規定給以配合，也許你的生產復工也因各種規定而無法滿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當政治排在第一位時，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場的需求和資訊做出判斷而只能服從於政治的責任。又有誰敢跨越雷池呢？在這種連完全復工正常生產都難以兌現時，又何談擴大與維護就業呢？

兩面開刀則必然會出現左右為難的局面，但這已成為執政黨文化的特徵。因此才有了衝在第一線的醫務人員，本是為挽救生命的主力軍，卻大量的被感染而變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許多的生命，失去了優秀的醫學界人才。

為什麼浙江也出現了全國病人第二多的地區，但卻沒有一例醫務人員染病呢？原因與差別正在於一種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級絕對服從於上級，政治第一且資訊無法公開。另一種則是市場化的方式，將資訊公開並各有靈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與權利！

經濟社會發展確實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停工與延長假期本就給社會帶來許多的問題，但試圖用舉國體制的計劃經濟的方式並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正是為什麼會前武漢發出了17號令，會後則撤消了17號令的原因。前者也許是想增加復工的可能，後者則重在疫情的防控，導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衝突。

靠中央或國家統籌，還是靠市場自我調節，仍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個別省市敢政府付費用專車、專列、專機去迎接農民工入境，支持企業復工，這也許是市場化的需要，政府給以支持和補充，但絕不是統籌防疫和發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而企業的事是市場的自我調節，但雙面開刀的統籌則將兩種責任關係混為一談了！企業也成為了防疫的責任主體了，承擔了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腳！

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周邊國家都出現了疫情，但各國卻採取了適合於本國國情的措施。政府承擔政府的責任，社會承擔社會的義務，企業負責企業的經營，各司其職讓國家在沒有統籌之中，也並未影響國家的發展和國民的正常生活。

雖然疫情尚未結束，無法認定疫情後續的變化，但分工與職責的承擔，則十分清楚。這些國家並不會追求領導者的偉大勝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絕不會讓人民用鮮血與生命為代價去換取勝利，並承擔本應由決策者承擔的錯誤責任。

國家為復工出台了一系列的減稅、減息、減費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業自救與發展，許多人將此認為是一種上天的恩惠。但卻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佈於眾，並相應防治，又豈會有如今的各種損失與困境，又何需靠各種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與其說這是政府對企業的恩惠，不如說這是政府不作為造成的惡果，是理應承擔的賠償。

在武漢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並非是黨與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種民間組織與私人企業走在了前面，並無私的奉獻了許多。為了人的生命在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沒有這些民間的支持和支援，則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雖然中央下達了上千億的資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沒有此前不負責任的隱瞞疫情的錯誤，又豈會有後續的發展與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補救自己決策的失誤，而民間的投入則是為了保護人民

十問

Thu, 01 Oct 2026 12:00:18 +0800

长安课堂

– 22/11/2022

作為一個升斗小民，我對衛健委有以下十個疑問，能否受累給予解答？

衛健委的主要職責是統計新冠相關數據嗎？對於新冠患者的治療方案，衛健委做了多少推廣工作？對於奧密克戎（Omicron）的致死率，衛健委公佈了嗎？對於基層防疫的層層加碼，衛健委處理了幾個人？對於今年新疆、西藏等地連續數個月的封控，衛健委認為合適嗎？
歷史上產生的任何流感病毒有被人類消滅了的嗎？如果沒有，我們憑什麼又可以消滅新冠病毒哪？如果消滅不了新冠病毒，要付出什麼代價才能對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病毒進行清零哪？一輪輪核酸檢測到底有多大用處哪？
絕大多數民眾都打了三劑以上新冠疫苗，為什麼還是照樣不斷感染新冠？到底疫苗有沒有用？
和其它流感病毒相比，奧密克戎的致死率到底是低還是高？奧密克戎至今到底致死了多少人？
針對新冠病毒，我們解除管控的標準是什麼？如果沒有客觀科學的標準，難道要一直管控下去嗎？
北京最近的三例死亡病例都是臥床不起的老年病例，請問他們究竟是怎麼感染的？調查有結果了嗎？是不是只要是流感，核酸檢測就有可能顯示陽性哪？如果是這樣，核酸檢測的意義何在？
我們的新冠防控政策決策依據究竟是什麼？是數據，是模型，還是推測？鍾南山，張文宏，張伯禮等專家已經說了奧密克戎的毒性很低了，我們為什麼還要管控一個並不致命的疾病？
因為制度不同，人口稠密程度遠高於內地的香港從來就沒有做過全員核酸檢測，而且已經放開管控幾個月了，香港社會目前一切正常，發生醫療擠兌了嗎？為什麼香港都沒發生醫療擠兌，內地就要這麼擔心所謂的醫療擠兌哪？難道香港沒有老人和孩子嗎？
世界上120多個國家早都沒有對新冠進行管控，這些國家的民眾健康受到了什麼傷害了嗎？他們都生活正常嗎？他們憑什麼要比中國人生活得更自由呢？卡塔爾世界盃開幕了，現場球迷沒見誰戴口罩，也沒聽說要看核酸檢測證明，難道他們和我們生活的不是一個星球？難道新冠病毒不傷害他們？
印度和我國人口差不多，面積連我國的一半都不到，印度的疫情究竟是個什麼情況？非洲的尼日利亞防疫工作成效顯著，我們不去對標和自己國情差不多的印度，不去學習尼日利亞，整天統計美國的數字，這樣對我們防疫有什麼實際意義？

請衛健委認真回答完以上問題，再對武漢肺炎疫情防控作出決策部署，這點要求過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