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

26/12/2022

这是一篇关于当下疫情局势与policy的质疑。但是在开始之前，我必须做一个冗长的前情提要，以清晰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免误解。

第一个前情，是在2021年8月，我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应该开始考虑群体免疫。当时病毒已经变异到了德尔塔毒株，还没有变异为奥密克戎。然而，在那个时候，英美已经全面开禁，群体免疫政策起作用。

典型的案例是欧洲杯，数万乃至数十万球迷聚集在球场里，甚少使用口罩进行防护，但是并没有引发强烈的后果。

英美的群体免疫政策所推导出来的成果，后来普遍为世界各国采用，欧洲各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100多个国家先后采用了群体免疫政策，全球逐渐进入正常化时代。较晚采用的越南，也并未引发社会混乱，反而在社会开放之后，逐渐取代了中国的许多供应链布局，成为新一轮的经济宠儿。

到今天，我依然在“阴间”。但我家人中已有多人羊了，包括我妻子。

我在她身边照料多日，连口罩都没戴。我并不心存侥幸，知道自己无非迟早也会一得。或许运气好些，可以混个无症状，那真是不胜之喜。

但无论如何，也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什么，对于实行，乃至更早实行群体免疫，我都毫不后悔，衷心拥戴。

只要人是自由的，我们就能够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求医问药，可以逃避世外，可以囤粮囤药打响自卫保护战，如果愿意当然也可以自我隔离，躲它个三年五载。

归根到底自由才是最宝贵的。假如做好了一切准备与自我保护，死神依然要找到我，那我也无怨无悔，生死有命，我要自由。人的一生中大概会碰到一万一千种死法，总有一种会找到你，有什么可抱怨的？

第二个前情，是在11月底放开迹象已经非常明确之时，我曾与冰川的同事有过讨论，焦点在“放开”二字。这是一个十分有歧义的词。因为赞同放开，事实上就等同于赞同封控。如果在此时对放开有所微词，似乎就等同于赞同封控，甚或清零。

因此，我们共同认为，所谓“放开”是一个非常具有欺骗性的词语，它本不应当成为政策的一种形容。更加准确的，是防疫政策，采用何种防疫政策的问题。清零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政策，封控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手段，而放开更加从来不应该成为一种选择。

从武汉开始，我就是坚定的反对封控者。负责任与有能力，并且受到监督的结构，绝不敢如此置上千万人于无助、封闭与自生自灭之中。而在其后，全国的轮盘式封控，超大型城市包括上海、成都、西安，中型城市如扬州、乌鲁木齐，小型城市如瑞丽，几乎没有几个城市能够幸免，更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亘古未闻之惨烈。

因此，所有的封城，半封城，全都既缺乏法理，也缺乏合理。因此，“放开”是一种欺骗，它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封控的恶政性质。

以上两点，我想要清晰地表明一个态度：封控是无理的，而群体免疫是早就该执行的政策。

1.

这个冬天是极其严酷的。在过去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中，我们所听到的噩耗已经不绝于耳。在新闻中，我所喜欢的演员王劲松的母亲，名人樊登的父亲，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胡鞍钢的岳父、设计家吴冠英、《中国青年报》原副总编辑周志春……纷纷去世。

我们在新闻中所见的，不过是冰川上面的一个细细的尖角，而在冰川之下，不知道有多大的隐藏部分。

即便以这细细的尖角去看，年龄层也十分广阔，百岁老人也有，四五十岁的壮年也有，年轻的人群也有。因此，病毒所攻击与杀害的，并非单一人群而已。

因为新冠死亡的标准已经临时被修改了，所以真正在这场灾难之中死亡的人数，恐怕永远会变成一个谜。但是概率自然还是可以被计算的，只是当下或者短期之内，恐怕都不会有这样明确的数据出现，只能留待病毒学家，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去做研究了。

许多的防疫爱好者，便会用以上的数据、事实与局势，来论证清零与封控有多么地正确，而所谓的封控政策使多少的中国人幸免于难。

打住。以上惨剧的制造，并非因为清零与封控多么地英明，而是因为，当下的policy，是一个放任放弃与放纵的政策。它严格上来说，连个policy都不算，是摆烂。

首先，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不要再用所谓的多少条、所谓的放开等等模棱两可的词语，可否公开与正确地使用“群体免疫”这样符合policy用语的科学词汇？

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一个权威与公开的数据，告知公众总体社会的感染率到达多少。网易曾经有一篇文章提到，国家卫健委21日电话会议提到，累及12月1日至20日，全国累计感染人数2.48亿，人群累计感染率达17.56%，北京和四川的感染率均超过50%。

在我就医的上海一所医院中，医生告诉我的内部数据，全院医护人士感染率在22日已经超过50%。

在我所在的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15人群里，92%已感染。

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自行统计，估算感染人数。

但问题是：为什么要自行估算？为什么不能够公开感染数据，并且宣布实行群体免疫政策。

群体免疫政策不是摆烂政策，它必须要有个明确的规划与指向。

如今的情景，显然是无计划、无管理之下的群体免疫，全国都在争先恐后地“达峰”。在许多媒体与数据机构的监测中，感染人数都是呈几何级增长的。但是达峰的目的是什么？在怎样的管理下达峰？达峰需要怎样的医疗储备？达峰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达峰中会出现什么意外，例如病毒变异，或者就像这两天所传言的那样，事实上在北方地区，德尔塔毒株依然存在？

似乎没有一个省市，包括中国的最高疫情指挥机构，卫健委和CDC，心中有明确的目标或图景。

群体免疫变成一个完全的盲人摸象的过程。

但真正的群体免疫显然不是这样无序的、不计代价的、争先恐后的达峰。群体感染到多大的比例，能够达到免疫效果？公众需要对群体免疫做何等的准备与措施？各级gov、公共卫生部门、基层组织、社区，该在群体免疫政策中担当什么角色？药物如何储备与分配？高危人群应当如何登记与保护？不同的基础病应当采取如何不同的措施进行防范？如何防止病毒再次变异？如何分辨有症状与无症状？

群体免疫所需要的准备、应急与储备，是极其细致与巨量的。群体免疫并不是让公众以赤手空拳的肉身去硬扛，而是必须在充足的药物、医疗与防御的基础上，避免过高的重症率、病死率作为前提。

公开宣称进行群体免疫政策，既是对公众的告知，也是使公众有充分清醒的认知，在依赖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同时进行充分的自卫准备。

公众无意识、无准备、无知识；曾经遍地都是，吆五喝六的大白一夜间消失，留下赤手空拳的公众，和疲于奔命的医院，这样的群体免疫，还是群体免疫吗？这是群体受疫吧。

2.

这个冬天。这是冬天。

在我们过去三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已经充分被教育了，冬天，是疫情反弹最为猛烈的时候。

可是在11月底，已经进入了冬天，才开始采取了群体免疫的政策？

我依然仍然坚持群体免疫政策的合理性。夏天比冬天更合理，这是一个自然之理，也是我们在三年的疫情中，所学到的一个基本知识。

但是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时机，那么冬天进入群体免疫，并非不可接受。

然而，同理，无论在任何时候进入群体免疫政策模式，都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而在冬天进入，就必须有更加充分的准备。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在11月才进入群体免疫模式？背后的政策考量是什么？进行这一决策的依据是什么？在进行这一决策的时候，所进行的准备是什么？是否充分对医疗机构进行了告知、培训与补充？药物是否充足？高危人群是否有应急机制？

猜测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11月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了比较大面积的感染。例如核酸的结果，有大面积的造假。

这些或许是猜测，或许是谣言，我一个都不愿意相信。

但我仍然无从得到的解答是：为什么？我们不配得到一个解释吗？

就算解释没有，我也还是认了。但是有以下的事实，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应对：

北方的感染人数高于南方，是否北方在医疗资源上，应当得到充分的倾斜？北方的症状比南方严重，是否官方能够给予更加充分的指导，告知北方的公众，应当如何应对较重的症状？怎样的症状，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解决？

在许多自媒体上看到，包括北京在内的殡仪馆已经满负荷运行，并且价格高企。是否官方也应对此有所回应，设法解决？

在北方，以及那些感染比率较高的省市直辖区，能否有一个充分的指导，告知在照顾感染的家人方面，如何能够尽量避免自我的感染？像我这样家人感染之后多日还未感染的人，该如何避免感染，或者不可避免，但是否有可能是无症状感染？能否有人帮助我，使我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自我保护与自我确认？

而即便在南方，小孩与老人这些易感染人群，该如何防护？对于高危的老人与基础病患者，该如何尽量防护？何种症状？出现什么症状可自行处理，而出现何种症状该立即送医？

传闻说，老人的症状，未必如同少壮一样，会出现发热。或者有些症状，与基础病之间会有重叠。该如何分辨？可否有人能够帮助分辨？

凡此种种，都与冬天相关。为何我们进入了冬天，只感觉到无穷无尽的冬天的冷酷，与群体感染的肆虐，而未曾感觉到任何免疫的希望？

这个冬天，群体如何免疫？

3.

我被同事嘲笑，说我是一个口炮党。

想来的确羞愧。从2021年8月我开始提群体免疫，可是到了群体免疫真正开始的时候，我竟然几乎没有准备。

警觉性较高的妻子准备了布洛芬和血氧仪。但仅此而已。在许多人的协助下，我终于有了布洛芬，有了对乙酰氨基酚。但是昨晚在群里讨论时，又有人提出了需要电解质水，我又是一脸懵圈——因为我竟然也没有准备。

缪晓辉医生说，他在疫情开放之后大声疾呼：镇静镇静，解热镇痛药怎么可能缺呢？“结果呢，如同‘空气怎么可能缺’这么成熟的问题，出乎意料地还真成熟地缺了。”

他是一个医生。他都缺药。

我想问：为什么已经决定了群体免疫，却一点准备也没有？

2021年7月，张文宏关心了三个问题：疫苗需要普及接种，因为虽然（当时的德尔塔病株）能够穿透疫苗，但是疫苗在防止重症和病死上，有充分的作用。老人家更加是应注尽注。

ICU需要大量建设，因为连在上海，ICU病床也十分短缺。

个人防护还要做。

可是在经过了将近一年半之后的今天，疫苗的接种率，与当时并没有质的突破。尤其是在老人群体，并没有充分地接种。

根据中国较为权威的医学媒体《医学界》报道，从2022年3月到12月中旬，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全程接种率只从80.27%上升至86.6%；80岁以上老人加强针全程接种率仅为66.4%，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515.3万人，仅为40%。

关于ICU床位，有两个不同的数据。在新闻的普遍报道中，中国2021年拥有ICU床位一共是6.7万张，每十万人拥有ICU床位4.8张，而美国是每十万人34张，德国是每十万人29.2张。医学界的报道说，2021年比上年增加了3624张。

11月17日，国家卫健委应急司司长郭燕红提出“要求ICU床位达到床位总数的10%”。什么概念？也就是要求全国总的ICU床位达到14.3万张，缺口接近8万张，超过一半。

任志强

12/03/2020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1.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披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2.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3. 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4.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长安课堂

– 22/11/2022

作为一个升斗小民，我对卫健委有以下十个疑问，能否受累给予解答？

1. 卫健委的主要职责是统计新冠相关数据吗？对于新冠患者的治疗方案，卫健委做了多少推广工作？对于奥密克戎（Omicron）的致死率，卫健委公布了吗？对于基层防疫的层层加码，卫健委处理了几个人？对于今年新疆、西藏等地连续数个月的封控，卫健委认为合适吗？

2. 历史上产生的任何流感病毒有被人类消灭了的吗？如果没有，我们凭什么又可以消灭新冠病毒哪？如果消灭不了新冠病毒，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对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进行清零哪？一轮轮核酸检测到底有多大用处哪？

3. 绝大多数民众都打了三剂以上新冠疫苗，为什么还是照样不断感染新冠？到底疫苗有没有用？

4. 和其它流感病毒相比，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到底是低还是高？奥密克戎至今到底致死了多少人？

5. 针对新冠病毒，我们解除管控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客观科学的标准，难道要一直管控下去吗？

6. 北京最近的三例死亡病例都是卧床不起的老年病例，请问他们究竟是怎么感染的？调查有结果了吗？是不是只要是流感，核酸检测就有可能显示阳性哪？如果是这样，核酸检测的意义何在？

7. 我们的新冠防控政策决策依据究竟是什么？是数据，是模型，还是推测？钟南山，张文宏，张伯理等专家已经说了奥密克戎的的毒性很低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管控一个并不致命的疾病？

8. 因为制度不同，人口稠密程度远高于内地的香港从来就没有做过全员核酸检测，而且已经放开管控几个月了，香港社会目前一切正常，发生医疗挤兑了吗？为什么香港都没发生医疗挤兑，内地就要这么担心所谓的医疗挤兑哪？难道香港没有老人和孩子吗？

9. 世界上120多个国家早都没有对新冠进行管控，这些国家的民众健康受到了什么伤害了吗？他们都生活正常吗？他们凭什么要比中国人生活得更自由呢？卡塔尔世界杯开幕了，现场球迷没见谁戴口罩，也没听说要看核酸检测证明，难道他们和我们生活的不是一个星球？难道新冠病毒不伤害他们？

10. 印度和我国人口差不多，面积连我国的一半都不到，印度的疫情究竟是个什么情况？非洲的尼日利亚防疫工作成效显著，我们不去对标和自己国情差不多的印度，不去学习尼日利亚，整天统计美国的数字，这样对我们防疫有什么实际意义？

请卫健委认真回答完以上问题，再对武汉肺炎疫情防控作出决策部署，这点要求过分吗？